无知之罪：聚焦字节跳动的商业伦理分析
摘要：字节跳动作为全球知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其商业伦理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本文聚焦字节跳动，深入剖析了其在商业伦理实践中面临的复杂困境与挑战。文章首先回顾了字节跳动近年来优秀的社会责任实践，肯定了其在未成年人保护及适老化改造等显性伦理层面的...
摘要：字节跳动作为全球知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其商业伦理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本文聚焦字节跳动，深入剖析了其在商业伦理实践中面临的复杂困境与挑战。文章首先回顾了字节跳动近年来优秀的社会责任实践，肯定了其在未成年人保护及适老化改造等显性伦理层面的积极尝试。随后，文章聚焦于”无知之罪”这一隐秘的伦理危机，指出推荐系统算法黑箱不应成为字节跳动规避责任的借口。通过分析抖音推荐算法可能导致的基于消费能力的”新型数字鸿沟”，揭示了技术在反映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通过歧视与偏见塑造社会形态。进一步，文章追根溯源，从组织架构层面探讨了字节跳动道德困境的成因，认为其”App工厂”式的精细分工与唯数据论的考核体系切断了组织成员技术开发与伦理后果的感知纽带。最后，文章提出字节跳动应走出”无知”的避难所，通过反思技术道德风险、建立算法审查机制及归还用户选择权等措施，实现从技术控制到技术向善的伦理跨越。
关键词：字节跳动；商业伦理；无知之罪；算法歧视；数字鸿沟
一、躬身入局：字节跳动的社会责任实践
字节跳动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互联网企业，它是抖音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注册登记）1。抖音是字节跳动品牌下的核心产品，是如今中国人最熟悉的娱乐软件之一，甚至称得上是全球最重要的娱乐软件之一[1]。
回看来时之路，字节跳动的抖音是一款商业伦理上饱受争议的产品。抖音通过融合直播带货、视频带货等新型商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尽管碎片化知识比不上深度的思考与分析，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抖音为知识传播和社会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有价值的范式。但是它也有很多显著的道德争议点。1）消费者角度：一方面，它像许多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一样，以使人上瘾作为设计目标，导致许多用户不能健康地适应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它加剧了一些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比如它使得没有父母直接照顾的留守儿童沉迷网络世界[2]、客观上提供工具使得孤寡老人被虚假信息如”假靳东”等误导[3]、以及社会极化和回音室等问题[4]。2）生产者角度：抖音（包括字节跳动旗下另一款产品”头条新闻”）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广告[5]，因此抖音在一段时间内纵容平台上的生产者生产各种低俗、博取眼球的争议性内容，在社会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外部性[6]。
在过去，字节跳动没有有效地保护弱者的权利，没有很好地考虑这些弱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无知之幕下，我们（包括字节跳动的算法工程师、领导层与股东） - 不知道自己将成为高度自律的社会精英还是缺乏辨别力的留守儿童，因此正义要求我们给予弱者（如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更多的操纵与利用。这也呼应了康德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述，即我们不应该将人当做工具和手段，而应该将人当做目的。字节跳动正在成为像腾讯、阿里巴巴一样的国民企业。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它必须能够回应每一个公众的质询，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企业的形象，有义务带领着我们的社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今天的字节跳动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且承担起了必要的审核责任，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大国文化传播者应该有的态度，这是美德伦理学在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体现。根据《2024年字节跳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字节跳动除了在激发经济动能、焕发文化活力等方面卓有成效，还在增进社会福祉方面积极探索。该方面的三大板块内容（凝聚社会善意、守护青少年成长、丰富老年生活）有两点直接与字节跳动的核心业务抖音及其关注弱者的社会实践战略有关[7]。具体的措施及成效包括：未成年防沉迷机制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势群体未成年人；带有随机性与推崇一定程度多样性的推荐系统带来了社会、个人与企业的三赢[8]；老年友好操作帮助老年人适应新的媒介生态。2025年6月，《抖音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试行）》也得以面世，文件针对社区内存疑信息的辟谣、热点当事人账号及热点事件中出现的违规账号和内容提出治理方案，保证了抖音及其电商服务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做到稳步前行而不是野蛮生长，有望为社会文化舆论的稳定做出贡献[9]。
我们不难发现字节跳动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呈现高度的向心性，它既承担了社会责任，又使得自己的产品更受欢迎。今天的字节跳动正在通过倾听那些弱势群体的声音，逐渐提升其产品的可用性，也让企业逐渐在社会上收获更好的名声。
以上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字节跳动的社会责任工作，即显性的伦理层面的是企业实践。之所以称其为显性，是因为其处于前道德阶段或他律道德阶段，是回应公众质询的结果。但是从一个更隐秘却极其重要的视角看，字节跳动的商业伦理实践依然面临着挑战。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字节跳动的算法商业伦理实践。
二、无知之罪：字节跳动推荐算法的商业伦理问题
媒介即信息[10]，抖音作为一种强大的媒介载体，揭示了我们社会的现状：老龄化、城乡差距、贫富不均以及快节奏碎片化生活。字节跳动暴露了这些问题，并且尝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体现了一家扎根中国、走向世界的企业应该有的家国情怀与长远视野。但是在本章中，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字节跳动，包括许多与其类似的互联网企业或者科技型大厂，不仅在通过其产品反映我们的社会问题，还能利用其产品塑造我们社会的形态。而这一动态的塑造过程，在算法、人性的裹挟与抗争中，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等老生常谈和以字节跳动为例的现代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具有的组织架构，形成一种隐秘而复杂的结构，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挡社会各方对道德伦理失范的审计，也可能完全脱离包括企业利益相关者在内每一个人的掌握。
抖音不仅仅在反映、放大我们的社会问题，它像一个附身在镜头上的导演一样正在改变它的观察对象，即我们的社会。暨南大学的师文教授曾经分享过她的一个故事。她在处理抖音的后台数据包的时候偶然发现抖音收集了自己的手机品牌的信息，于是思考抖音是否会将这个信息融入推荐算法中。经过不同品牌的虚拟出厂手机测试后，她发现更贵的手机更容易收到高质量的推送：一方面，在没有任何人为变量操控时，更贵的手机会收到更少的土味视频、更多的科普类或高知识密度视频；另一方面，当不同手机对健康主题视频进行基于脚本控制的相同方式浏览时，贵的手机更容易刷到带有蓝标的官方认证的制作者的视频[11][12]。这造成了一种传播学科中的现象 - 数字鸿沟[13]。算法将手机的价格和用户能够接收到的信息质量联系起来，其中的桥梁可能是贫富差距。这让我们回忆起管理学中的那个经典故事 - 某个邮政编码因为代表了贫民区，而导致其申请者更难得到一份工作。抖音推荐系统算法的社会风险在于，它预设了一种社会判定逻辑：我们获得的信息的质量应该由我们的手机价格决定。结合经济学进行分析，传统的数字鸿沟下没有办法接触网络的人，失去了与能接触网络的人所能获得的重要的信息，这是一种俱乐部物品的数字鸿沟；而我们发现的抖音可能导致的数字鸿沟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物品的数字鸿沟，它更加隐秘因而更加危险，带有伪善性质，就像是在学校附近建立新的公园，但是又设定只允许学生在需要上课的时间进入[14]。这明显违背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因为其没有给予所有人均等的机会与平等的权力，甚至在伤害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对于作为互联网公司的字节跳动及其麾下的人工智能算法工作室来说，这背后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是其技术方面核心的商业伦理问题，即算法的伦理问题。当AI聊天机器人看着用户自杀，公司是否违法，公司是否满足了商业伦理的要求？当AI聊天机器人导致用户自杀，公司是否违法，公司是否满足了商业伦理的要求？当AI聊天机器人导致用户损失了100人民币，公司是否违法，公司是否满足了商业伦理的要求？这里存在一个二维判断空间：主动性与危害程度。我认为，字节跳动推荐算法造成的伤害不容易被发现，且作用较慢，而使得企业能够通过避免承认算法的主动性，逃避商业伦理责任。2018年9月，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侵害其独家播放权并通过推荐算法推送侵权视频为由，与字节跳动对簿公堂，字节跳动不满法官”需要承担责任”的判决重新上诉[15]。2024年11月，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睒睒公开批评了字节跳动旗下平台算法问题，认为其助长了雇佣水军、刷虚假流量、集中炒作负面舆论等乱象[16]。可以看到，字节跳动一直知晓其算法存在风险与道德争议，并且一直没有给出一个能使得公众满意的解决方案；社会也因为没有办法量化或者以一种严谨的方式阐述清楚其所拥有的问题，导致字节跳动也没有受到显著的惩罚。
对算法黑箱内部机制的无知成为了字节跳动的避难所，但是无知亦是一种罪过。算法的确客观上存在数据不透明、技术可解释性低、模型封装等”黑箱”问题，监管部门难以对平台企业责任进行认定。但是在无知的庇护下，某些平台可能存在利用技术的”伪中立性”，将特定的利益诉求植入算法，在审计者发现问题时便将责任归于算法的自主性与不可控性的可能，实现商业伦理的规避[17]。在法制的角度上看，互联网平台在虚拟世界的权力逐渐扩张到现实社会，形成了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超国家主权”，挑战了国家及政府的中心地位。在缺乏有效监管机制的情况下，将导致政府公共治理的”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出现”算法越权”“算法利维坦” 现象，对政府部门政策制定和社会监察工作埋下隐患。目前针对算法黑箱问题，法律执行机构往往会以”应知”作为原则来要求企业，即法院在判定企业过错时，更倾向于依据”应当知道”的概念进行考量[15]。但是对于其道德伦理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与度量？如果在法律层面，“应知”都是一个有争议性的判断标准，那么我们如何将其落地企业道德伦理的实践之中？
从我个人对算法理解的角度来说，在一些情况下，确实有很多的算法是无法解释的；另一些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去后验地解释算法可能拥有拟人意义上的动机，但是我们也需要承担过度的代价才能解决算法展现出的问题。特别是涉及神经网络的算法，人类对于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必然是无知的，就像我们看不到蝴蝶的翅膀如何导致风暴，我们不理解你我的人生如何像涟漪一般相互影响而扩散。但是这不代表我们面对无法解释的事物没有任何的控制手段，常见的方法是我们会尝试抽象出一个更高的层次去避免底层的复杂性，就像是经济学家认为微观经济主体决策自然会涌现出宏观的经济现象，于是我们不在计算货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的时候，考虑每一位市场参与者如何感知并决策。将这种抽象的思维融入算法审计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算法在商业中应用时只包括三个模块：输入、模型和输出。我认为，在我们身上背负着无知的罪名时，我们的道德伦理可以在我们能够理解与控制的层次上开展实践。
处理算法黑箱问题，本质上是在处理风险与安全问题。从产品安全以及企业责任的相关知识点获得灵感，我认为，字节跳动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出发，去完善自己的算法商业伦理实践工作：
1）避免已知的风险，比如不合理的数据收集、不合理的模型与不合理的输出。今天的推荐系统大多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所有的机器学习算法由三部分组成：数据、模型和输出。模型开源能够让大众加入企业的技术审计工作，但是有学者认为数据开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于语言类大模型来说，数据开源不是一个现实的做法，因为他们训练模型的数据可能来自互联网，没有经过人工数据处理，因此难以被收集（其中还存在违法爬取信息的问题）；但是对于字节跳动的推荐系统来说，其核心模块必然需要一定的人工数据处理或者特征处理，因此训练者有能力因而有道德义务去删掉那些不合理的数据。当我们认为道德伦理不允许我们将邮编号码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够格从事某项工作的标准，那么我们也许不应该收集这个信息（至少不应该将这个信息喂给我们的模型），也不应该允许我们的模型输出这样的结论（输出审核机制）；同样地，也许字节跳动不应该用抖音收集用户的手机品牌信息（相反，可以收集没有偏见的机器码信息，还有操作系统等低敏感信息），或者至少不应该将其暴露给推荐系统的模型。
2）衡量风险的大小。在软件开发中，针对复杂系统或者算法黑箱，有压力测试、边界测试等成熟的技术手段能够度量风险。对于推荐系统这类依赖数据工程与特征工程的算法，也有数据敏感度与贡献度的判断方法。后面会提到，字节跳动有大量优秀的算法工程师，他们可以尝试组成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18]，这对于一家互联网企业来说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实践。这些工作能够帮助企业、开发团队和用户理解风险的大小，字节跳动应该去花时间进行、完善这些工作。
3）让用户自由斟酌利弊、选择是否承担风险。字节跳动对数据的收集还涉及到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的问题。虽然字节跳动可能通过《用户服务协议》获得了法律层面的形式合规（形式上的知情同意），但在商业伦理层面，这种基于严重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实质谈判能力的契约，并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我不认为在被主动地询问后，有很多人会愿意向字节跳动透露自己的手机品牌信息。不只是字节跳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将条款包装为复杂的文字，强迫用户同意，否则就不允许用户使用产品。这是一种霸凌或者强制购买 - 建立在绝对的权利不平等下的自由选择就是霸凌和强买强卖。更进一步，我也相信用户不会愿意因为自己的手机较便宜，或者社会地位较低，就接受较低质量的内容推送。如果能开发出一种基于用户选择的适应性的算法（比如希望得到更多的官方信息、希望得到更多的高质量信息等）2，将推送的主导权还给用户，字节跳动的企业商业伦理实践将实现质的跨越。
三、追根溯源：探讨字节跳动道德困境起源与本质
无知之罪，体现在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并将社会暴露在风险之下。字节跳动以对算法的无知为借口，能够逃避部分社会的苛责，同时它的组织成员也能凭借无知，逃避履行商业伦理的责任。我认为字节跳动特殊的组织结构会阻止其员工内化企业的道德伦理实践精神。在这一部分，我将从组织架构的角度分析，为什么它在今天已经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道德伦理实践的同时，仍面临着更加复杂而隐秘的道德困境。
字节跳动可以被认为是硅谷的新自由主义科技公司的中国本土化融合的产物，它既为我们的经济和管理带来活力、树立标杆，也带来了风险与挑战。字节跳动是一家富有创业精神与追求高效率工作的现代企业，自2021年11月起，字节跳动将企业架构与业务整合为事务部，并围绕抖音、飞书、火山引擎等六个部门开展活动[19]。这种企业架构有使整个企业内部割裂的风险，如果产生不良的内部竞争，那么企业将不能一致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或者维护企业的道德伦理环境。同时，字节跳动也是一家利用个性化推荐算法推动的科技公司。2019年4万人中约半数其实在从事广告销售或内容审核工作，一部分从事算法相关，约5000名员工为软件工程师[20]。关注科技不一定会导致忽略商业伦理的实践，但是如果企业呈现出高科技导向，那么要警惕算法操控人类的可能性。
“无知之罪”并非源于个体的恶意，而是源于组织结构对道德反思能力的系统性抑制。字节跳动被称为”App工厂”的组织架构[21]，在创造惊人商业效率的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导致商业伦理困境的结构性陷阱。在字节跳动高度量化、以OKR为导向的考核体系中，用户时长、日活跃度等数据指标成为了压倒一切的决策框架。这种数据霸权导致了系统性盲视。关于”这是否利用了人性弱点”的伦理考量，在数据报表的掩盖下逐渐褪色直至消失。此外，其精细的专业分工导致了责任的碎片化。在庞大的算法中台与业务前台的配合中，每个个体都专注于局部指标的完美交付：推荐算法追求精准，交互设计追求流畅，商业化团队追求变现。这种结构切断了行动者与行动后果之间的感知纽带，使得每个人都在尽职尽责地工作，却可能共同制造了一个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再进一步分析，字节跳动的企业活动将盈利最大化作为过于重要的目标，过分关注股东的利益，而忽略了企业活动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也忽略了其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字节跳动的社会责任实践其实已经非常优秀了，既切实地帮助了弱势群体，又有强大的向心性，这也正是因为其组织结构允许其迅速地发现并解决浮于表面的问题。但是在组织框架与工作节奏的限制下，它始终拒绝、或者无法去回答核心的问题 - 我们如何与技术共生、是否存在一种更加美好的互联网文化。这是字节跳动商业伦理工作中不具有强可见性的一环，但不代表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一环。
四、前路迢迢：未来何去何从
字节跳动是社会的产物，而未来的社会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产物。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而这些大型互联网企业正在成为定义我们的文化生活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决定，使用便宜手机的人只能刷到质量比较低的视频；它可以决定，你的哪些特质代表了你比他人天生劣等并只能享受更低质量的服务。我们承认其在公益领域的努力，但也必须警惕它以算法黑箱作为避难所的行为，和其组织架构导致的无知之罪。前路迢迢，字节跳动必须去讲好自己的故事，否则它会被禁止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无从知晓，无知的背后是企业自私自利的伪装还是要求其上下求索的真实困境。字节跳动始终在以一个朋友的形象示人，典型的例子就是豆包：豆包也许是我们目前见过最温良而有趣的AI产品了，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可以看到很多人与豆包的互动。它以一种笨拙的姿态出现在我们手机的每一个角落，和我们进行口头与书面的对话，利用其内置的计算机视觉功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参与者，像一个小丑一样，殷切而幽默地给我们带来笑料与温暖。它在数学能力、写作能力、推理能力上逊于Gemini、ChatGPT、Deepseek和Claude，但正是它的蠢萌与无知，让我们爱上了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字节跳动并不是一个如此天真的企业，它相当硬核而有实力。在AlphaXiv上，经常能看到字节跳动麾下实验室的AI论文冲上热门榜单，频率远比腾讯以及其他工作室高，甚至比一些国内顶级高校还要高。我们都喜欢一个纯真、呆萌、没什么坏心眼的朋友，但是今天的字节跳动真的在成为这样的一个朋友吗？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字节跳动可能在这样做，但是它也完全可能没有在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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